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里。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高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08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里——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跡。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群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著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里，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說，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著駱駝去深山里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里，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于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么朋友，也沒什么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采訪引發了熱搜。視頻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愿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于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后的一個月里，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打開羽絨服，里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著一個黨徽。“紅到心里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愿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后，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著縣委宣傳部的人，說你怎么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說話方式，直接、干脆。

她說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后來到深山里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高考，離開這里，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著，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么新穎的表達。

“我說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著笑，“我又不好好說話了。”

那些圍繞著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并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里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么概念聯系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采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頻。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著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臺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并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著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云南干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說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后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系，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說，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著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頻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愿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并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說，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么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