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溫州商人的創業故事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人憑借敢為人先、不斷進取特 別能創業的精神,以小商品、大市潮的經營方式,創造了許多全國第一。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一些關于溫州人的創業故事的文章,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溫州人的創業故事
中國首個有證個體戶
1980年12月11日,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領到了一份特殊的營業執照——工商證字第10101號。讓她想不到的是:這張用毛筆填寫的,并附有相片的營業執照,竟然成為了中國第一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
一張小桌子放在自家門口,幾毛錢的日用品、鈕扣、紀念章、表帶擺在上面——1979年,當時還只有19歲的章華妹在市區解放北路的家門口悄悄地開了家店,經營小百貨生意。
1980年,章華妹領到了中國第一份個體戶營業執照。上面寫著——經營地址:解放北路83號;經營項目:小百貨;注冊資金:150元;注冊號:10101。
從這一刻起,中國的個體戶,得以正名。
此后,溫州城區先后出現了三大市場——鐵井欄、環城路、木杓巷。這三條被溫州市民親切地稱為“馬路市場”的街巷,就活躍著中國第一代個體戶的身影,還出現了最早的一批“萬元戶”。
胡成中:“多元專業化”的一把好手 1984年,“裁縫出身”的胡成中和弟弟以及朋友共同籌資5萬元創辦了求精開關廠。這就是今天的德力西和正泰集團的前身。還沒等公司賺到錢,胡成中和他的合伙人就籌巨資創辦了第一個民營企業熱繼電器檢測室,領到第一張生產許可證。昔日的家庭小作坊,如今已成長為國家大型工業企業,綜合實力位居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前列。
2007年11月,中法合資德力西電氣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8億元總投資額,成就浙江省最大的一筆民外合璧合同。
胡成中還是搞“多元專業化”的一把好手,借勢利導,壯大了自己的主業。
2003年,德力西進軍大西北,控股新疆旅客運輸公司等國有公司; 2004年,德力西與北京物美、安徽南翔、河北新奧聯合組建了德美奧翔投資有限公司,在十多個城市興建光彩市場,進軍商貿物流業。
隨后,德力西又涉足再生資源、環保工程、能源礦業、私摹基金、IT業等領域。在他看來,一個好裁縫,不僅應該會做中山裝,還要學會做西裝。
胡金林:昔日 “五金大王” 淘金柬埔寨
1982年12月,樂清柳市八名個體戶,被政法機關以“投機倒把罪”逮捕入獄。原因只是他們率先從事商品經濟,率先蓋起了樓房、買起了摩托、安裝了電話。17個月后,隨著中央“一號文件”的下達,他們得以平反昭雪。這就是轟動全國的柳市“八大王”事件。
胡金林是當年的“五金大王”、柳市首富。如今他的身份,是柬埔寨中國商會副會長。他的“三林電器”成為柬埔寨市場最大的電器品牌;他又進入了全新的經營領域——合資成立農業開發集團,在柬埔寨東北部開發一萬公頃的橡膠林。
當年的“八大王”,因為較早地從事商品經濟,付出了沉重代價,裹挾了濃厚的悲壯色彩,但他們同時也為后來者鋪就了坦途,意外地成為了“溫州模式”的發酵因子。他們以自己的經歷印證:真正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是那些做了犧牲的人。
王永錚:
從彈棉郎到“鈕扣大王”
王永錚,永嘉橋頭沈絳村人,1940年出生,18歲當兵,退伍回來為謀生當了彈棉郎,一干13年。13年的彈棉郎生涯自然是千辛萬苦,但這千辛萬苦成就了他日后的人生和事業。
因為有過彈棉郎的資歷,他后來在村辦廠當了供銷員,作為“十萬供銷大軍”中的一員,幾年間他走南闖北跑遍全國31個省市,并在浪跡天涯的行走中捕捉到了機會。1979年他從外省買回一批處理的紐扣在鎮上擺攤叫賣,從此,橋頭開始崛起,并使這個小山村成就了“東方第一大紐扣市場”和溫州30經濟強鎮之一的風光。
王永錚也在橋頭的崛起中一步步成長,從彈棉郎成長為溫州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企業家,被稱為“紐扣大王”:先是橋頭白云鞋服鈕扣廠,之后是到北京承包西單商場柜臺,再后是挾西單之勢南下全國攻城略地,建立了遍布北京、上海、天津、沈陽、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的鈕扣銷售“王國”。這之后,他又走出國門,在美國洛杉磯創辦了康永鈕扣公司。
王振滔:
為溫州皮鞋正名
溫州奧康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王振滔做過3年木匠,跑過5年推銷。1988年以3萬元起家,創辦了奧康集團的前身——永嘉奧林鞋廠。
經過17年的艱苦創業,他把一個家庭小作坊發展成為年銷售收入超過18億元的中國民營百強企業。1999年,王振滔一把火,燒了幾千雙從全國收繳過來的外地不法廠商假冒奧康品牌生產銷售的劣質皮鞋,為溫州皮鞋正了名。
奧康集團目前是國內制鞋業最大的企業之一,擁有5家海外分公司,并牽手重慶市璧山縣,創建“西部鞋都”。
王振滔關心慈善事業,目前已累計向社會捐款上億元有“中華慈善大使”的美譽。2005年,他出資2000萬元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個人慈善基金會“王振滔慈善基金會”,這是中國民營企業家中的第一個個人非公募慈善基金會,也是全國數額最大的。
張蕾蕾:扛起父輩創業大旗
張蕾蕾的父親張商錢上世紀80年代末,已把生意做到了國外,他們家成為當地最早的“萬元戶”之一。張蕾蕾1995年考入上海大學國際商學院。大二時,她就以流利的英語和熟練的商業談判技巧,與中東客人簽下了一筆12萬元人民幣的訂單。
1998年底畢業后,張蕾蕾正式進入了父親的公司溫州華利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從一名車間生產工人干起,每道工序都輪著干,在熟悉了生產及產品的工藝流程之后,張蕾蕾又提出成立外貿部并負責自營進出口業務。從業務洽談、簽訂合同、包裝確認、發貨、報關、核銷,整個流程都是她一人獨立完成。
到1999年底時,公司日常經營管理基本都由她來打理。她的職務升為公司副總,那一年,她僅23歲。之后,她打破家族制企業的限制,對公司進行制度改革,不惜重金引進了各類優秀人才,使企業得到快速發展。如今“華利”本部位于甬臺溫高速樂清出口,占地1.5萬平方米,在江西贛州擁有占地面積12萬平方米的生產基地。
沈亞、洪曉波:電商新傳奇
沈亞、洪曉波都是溫州人,今年3月份,他們兩人創辦的唯品會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這兩位典型的溫州商人,做傳統貿易起家,沒有任何電商和互聯網背景,但他們憑借自己對市場的敏銳嗅覺,在法國VP(Vente Privee)和美國Gilt等限時搶購網站模式上進行創新,把唯品會打造成了“中國最大的名牌折扣網站”。據說,確定在電子商務領域創業之后,沈亞和洪曉波除了不停地拜會業內人士之外,兩個人每天都要各自拿出2個小時學習一切關于電商的知識,直到現在雷打不動。
唯品會的獨特之處在于當眾多資本和創業者瘋狂涌向奢侈品B2C的時候,唯品會對二、三線品牌的經營和號召力越來越強,獲取大量“普通用戶”的支持。唯品會遠離中國電商行業最火熱的三個“江湖”:北京、滬杭、深圳,而是選擇偏安廣州。很少接受媒體采訪、不參加行業論壇、拒絕同行邀約,與其說這是唯品會兩位創始人創業之初就定下的“規矩”,不如說是溫州人特有的“悶聲發大財”的性格。
溫州人的生意經公眾號:主要介紹溫州人群體的特性、溫州商人的經營模式,生意經,經典創業實際案例分享。剖析溫州人成功之道,萃取其精華,以最前沿的互聯網營銷知識、溫州人創業思維和互聯網思維相結合。整合一系列資源,形成有價值的體系,供廣大創業者參考和學習。
溫州一家人||回顧經典創業故事
通過一個溫州人家庭在近30年中經歷的起伏、波折、艱辛、成功,刻畫一群充滿韌勁與魄力的溫商形象,展現一個造就無數傳奇溫商的“創業年代”。
展現造就無數傳奇的“創業年代”
故事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的春風率先吹綠了中國南方,個體經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家住瑞安古樹村的周萬順毅然賣掉房子,讓13歲的女兒阿雨跟隨表舅去意大利上學,自己帶著媳婦趙銀花和16歲的兒子麥狗闖蕩溫州城,尋找商機發大財……《溫州一家人》的劇情圍繞著周萬順一家的創業故事展開。
劇中的周萬順賣過皮鞋、做過燈具,又背井離鄉遠赴陜北開采油田,一次次跌落谷底,一次次重新啟程,不論輾轉多少行業,不變的是賺錢的想法;妻子趙銀花并沒有發財夢想,只是堅韌地與貧窮的生活抗爭,最終在小小紐扣中做出了大生意;麥狗遠走異鄉,品嘗過叱咤商場的勝利,也吞下過失意茫然的苦澀,最終在名利的追逐中,尋找到了自我;13歲的阿雨獨自在異國求生,曾經落魄街頭,也曾打敗最擅長經商的猶太人,最終成長為海外知名華商。
電視劇通過周萬順一家在近30年中所經歷的起伏、波折、艱辛、成功,刻畫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群充滿韌勁與魄力的溫商形象,展現了一個造就無數傳奇溫商的“創業年代”。
整部戲將“溫商”作為主要敘述對象,卻沒有將商戰作為重點。無論是在故事結構還是劇情上,都體現出濃濃的人文關懷。周萬順經歷幾次大起大落后對家庭的重新認識,阿雨和麥狗“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赤子之心,以及人物摩擦間的幽默與感動,成為了該劇的重頭戲。
女溫商阿秋賦予電視劇的“魂”
該劇是高滿堂“工農商三部曲”中的“商”篇,溫州人是他眼中最具代表性的群體。“這次我要寫一部史詩性的電視劇,紀念改革開放,讓所有看到這部電視劇的老百姓都說改革開放好。”高滿堂說。
《溫州一家人》的劇本創作耗時3年,高滿堂扎進溫州的各個鄉鎮體驗生活,觀察和了解溫州商人們曾經生活成長的環境;追隨溫商足跡,探訪溫州、意大利、法國等地,先后拜訪了100多家企業、近百位溫商。
劇中女主人公阿雨的原型是一位溫州女商人阿秋。在劇本創作前期,高滿堂曾一度找不到創作的感覺。聽說了阿秋的故事后,高滿堂鍥而不舍地到她的辦公樓、工廠拜訪,甚至在聽說她第二天出差廣州后,立刻買了一張機票提前到廣州,在機場截住阿秋采訪。高滿堂說,阿秋也是13歲被家人送到荷蘭,那時只有胸前的一塊牌子陪著她,上面寫著“我叫阿秋,來自中國溫州,希望好心人告訴我該怎么走”。但現在的阿秋,已經是好幾個高爾夫球場的老板。
阿秋的這些經歷,在阿雨這個角色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高滿堂說,從阿秋的身上,他找到了溫州商人的魂,找到了《溫州一家人》這個故事的魂。
“是溫州人成就了周萬順,成就了所有人。”《溫州一家人》主演李立群分享了自己聽溫州故事、演溫州人的心路歷程 ,他表示溫州人的創業故事讓人感動,他相信溫州人是努力而不放棄的族群,溫州人還將投入到無限的奮斗中。
30年前的溫州首富今何在?不甚唏噓的創業故事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發題為《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長篇報道,并配發評論員文章《溫州的啟示》。這是“溫州模式”首次見諸媒體,被公認為是“溫州模式”橫空出世的標志。
自此,“溫州模式”不僅成為打開溫州這個創造了無數改革奇跡的“潘多拉盒”的“鑰匙”,更是解讀與剖析以發展市場經濟為價值取向、以全民富裕為最終訴求的中國改革的最典型樣本。
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曾指出:“溫州作為國家和浙江省多項改革的‘試驗區’,是個敢于創新、善于創新的地方,是個能出經驗、出好經驗的地方。”他要求:“我對溫州有一個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溫州把這部創新史繼續寫下去,探索新的規律,創造新的業績,總結新的經驗,為全省帶好頭,為全國作示范。”
值此“溫州模式”30周年之際,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策劃了這組專題報道,從多個角度探尋身兼“改革先鋒”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國模范生”雙重身份的溫州帶給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啟示。以下是“開篇評論”。
2011年11月18日,從四川來溫州打工的老譚站在一棟在建高樓上,看著外面的滾滾車流。 澎湃資料
30年前的5月,空氣清朗,沒有霧靄。作為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新聞系的3年級學生,我正焦慮于即將到來的期末大考。
我不知道,省城杭州以南300多公里外山坳里的溫州,發生了一件大事: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報》的頭版頭條刊發了《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長篇報道,并配發評論員文章《溫州的啟示》,“溫州模式”第一次見諸媒體。自此,南方的“珠江三角洲模式”成為大開放的先鋒,而改革則以地處江浙的“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花開兩朵。在這當代中國鄧氏改革的三大底層突破的示范力量中,尤以“溫州模式”的橫空出世最為異端。
我也不知道,在此后的30年里,溫州以及說著滿口極其難懂方言的溫州人,會成為我記者生涯的第一觀察樣本。30年間,我曾經32次穿行于這片躁動不安的土地。
時間可以改變一切,可以讓相戀的人離心,也可以令相濡以沫的老者陰陽兩隔。30年足夠長,“看資本主義到溫州去”、“假冒偽劣的溫床”、“溫州人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啟蒙老師”、“中國最盛產老板的地方”、“溫州炒房團”等等,都成為過形容溫州與溫州人的前綴。真真假假、香香臭臭、黑黑白白,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沒有一座城市能如同溫州那樣,總是以中國改革語境下最為堅韌的姿態,讓人刻骨銘心、揮之不去。
為什么“溫州不死”?什么是“溫州不死”的中國價值?我們為何要紀念溫州模式30周年?對中國改革而言,今天的溫州僅僅只是行將消散的歷史煙云,還是依然能夠照耀我們未來的一抹光亮?
這些設問太過宏大。且慢,還是讓我們一起聽聽兩位溫州佬的故事。這兩位故事的主角與很多溫州成功老板的差別在于,他們,都是失敗者。
“不死鳥”的溫州故事一:首富葉文貴
浙江出過兩個“中國首富”: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和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而溫州公認最大的老板是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
年輕時代的葉文貴
但在30年前,溫州的首富是一位精瘦干練、長相很鄉土的蒼南縣金鄉鎮名叫葉文貴的男人。金鄉原稱金舟衛,明太祖洪武二十年為防倭寇侵擾,建立了十華里長的衛城。后改稱金鄉衛。清康熙九年降為鎮。這里土地稀缺,又地處天涯死角,多少年來都是遠近聞名的討飯村。1978年,新鎮委書記到任的當天,金鄉人貼出了這樣的海報以示歡迎:“今晚召開要飯吃、要工做大會,敬請書記蒞臨指導”。
沒想到,幾年后,金鄉竟真的變成了“金子之鄉”。
作為金鄉最早掘出了第一桶金子的人,葉文貴腦子鬼靈,有一手電工絕活。有點本事,又有了政策機會,就坐不住了。1980年起,他先后辦了軋鋁廠、高頻機廠、壓延薄膜廠、微機儀器廠、鉛泊廠,辦一個火一個,迅速積累的家財至少上千萬元。那時候,宗慶后還在紹興鄉下的茶場種茶、燒窯,南存輝是走街串巷的補鞋匠,馬云正因為高考數學只得了一分而淚灑考場。
葉文貴開始富甲一方,顯赫一時,他的名氣當年甚至蓋過了后來的“浙商教父”——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魯冠球。費孝通在他的廠里轉了三圈,說:“了不起的新型企業家。”加拿大著名機電學教授鮑勃惠也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跑去看葉文貴:“在中國農村,想不到有你這樣的奇人。”
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縣里領導幾次登門,告訴他為家鄉作貢獻不光光是辦好自己的廠子,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1984年5月,《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一條消息。消息說,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金鄉鎮家庭工業專業戶葉文貴被縣政府破格提拔為金鄉區副區長。
個體私營業主竟當上了正經八百的堂堂父母官,這的確是破格,是只有溫州人才做得出的中國改革“第一”。
葉文貴更忙了。除了管廠子、跑業務,還得不停地開會、開會。光榮感和興奮勁過后,他有些厭倦了。這官當得太累。對葉文貴深表同情的時任《浙江日報》常駐溫州的著名記者張和平寫了一篇內部材料,題為“葉文貴當副區長的煩惱”。
后來,領導有了批示。再后來,葉文貴被悄悄免職。
差不多過了兩年,浙江召開全省首屆家庭工業會議。葉文貴成了預備成立的省家庭工業協會會長的唯一預選人。他的毛病又犯了,怎么說也不愿挑這副多少人望眼欲穿的重擔。理由是:怕開會,怕做報告,怕耽誤時間。
葉文貴有自己更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負,他要“摘取工業文明皇冠上的明珠”——造汽車,而且是幾十年后都夠時髦的電動轎車。和他的造車相比,臺州農民李書福只能算作晚輩。
葉文貴的電動車實驗
1980年代末,他覺得動手的時候到了。他停下手中全部的生意,閉門謝客,一心一意做起了“中國農民的轎車夢”。
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對他的熱情漸漸地消退。他不再有迷人的光環。
幾年后,憑著叮叮鐺鐺的榔頭和不算先進的機床竟也掀開了夢的一角。葉文貴的電動轎車真的動起來了,充一夜電能跑上百十公里吶。崎嶇的鄉間山路上,電動轎車像小馬駒似地顛著。葉文貴的心也隨之激動地狂跳。
然而,這幾乎是一開始就注定將以悲劇結尾的故事。電動轎車從夢想到商品,需要更完善的技術、更巨額的資金。葉文貴不得不四處奔走。但作為一位太過超前的農民企業家,他的聲音是微弱的。
有媒體就此評點說,在溫州金鄉點燃的“中國農民的轎車夢”,最終演變成了堂吉訶德式的“一個中國農民和一個中國農民的轎車夢”。孤獨的葉文貴最終耗盡了千萬家財,背上了沉重的債務。他徹底失敗了。
十年后,我和當年同為新華社記者的好朋友吳曉波通過私人管道的誠懇相約,因無臉見人而早已拒絕任何采訪的葉文貴答應與我們見一面。
在金鄉街角的一家酒館,兩瓶“酒鬼酒”入肚,葉文貴慷慨話當年。他用穿著破舊皮鞋的腳用力地跺著地板:“這家酒店原本都是我的產業。為了造車籌錢,賣了。”
那一年,已經淪為落魄小老板的葉文貴仍開有一家生產塑料制品的廠子。走進廠區,寂寥無聲。葉文貴默默地領我們來到廠區的一角,荒草叢中,靜靜地躺著十多個早已銹跡斑斑的電動轎車鋼鐵軀殼。
夕陽的余暉無聲地灑落。我突然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悲涼 。
葉文貴卻似乎忘記了我們的存在,他喃喃自語:“只要再有2000萬,我一定讓我的電動轎車在高速公路上跑起來!”
此刻,葉文貴的眼角分明放射著永不言敗的光芒。
1998年,溫州市政府首次公選“溫州改革開放十大風云人物”。我曾向我熟悉的溫州主要領導推薦葉文貴。預料之中的是,他最終沒有出現在聚光燈下。
沒有人愿意記得失敗者。
“不死鳥”的溫州故事二:“男人”王榮森
王榮森其實不是男人。
王榮森
她原名王月香,溫州最窮的文成縣山村的普通女子,小學文化。在溫州賣過皮鞋,后來和丈夫一起跑到西安做服裝批發生意。
人生總是充滿偶爾。一次旅途中,王月香遇到了因發生意外、口袋空空而陷入困境的陜西地質學院老師屈茂穩。不由分說,她硬塞給對方1500元救急。事后,為了表示謝意,屈老師告訴王月香,陜北有石油,開采利潤肯定比賣服裝高。再說政府鼓勵民間到貧困地區投資,產出的石油國家也全部回收。
王月香的命運就此改變。
1996年11月18日,王月香拉上屈老師包車趕往延安甘泉縣。3個月后,終于在東溝鄉李灣村一帶找到了出油較為穩定的油層。專家測算,最初的3口勘探井需投資480萬元。但王月香夫婦多年辛苦積累僅250萬元。一咬牙,她跑回老家動員親朋好友入股,費盡口舌總算湊足了480萬元。
高高的井架矗立起來了,日夜難眠的王月香干脆就把鋪蓋搬到鉆架下的臨時帳篷。大西北的風沙很快將她的臉龐剝蝕得如同黃土高原般溝壑縱橫,只有那口白燦燦的牙齒,讓人依稀記得她本是江南女子。
1997年5月12日,因勞累過度中暑,丈夫蔡高錫倒在了井架旁。當天下午4時,撒手離世。
丈夫倒了,王月香沒有倒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榮森,她需要男人一樣的堅強。
守寡1年零兩天后,王榮森的油井噴出了粘稠濃黑的原油。但欣喜若狂的她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切竟是曇花一現。由于技術等原因,這3口井出油僅兩三天便油層凝固,成了枯井。緊接著與溫州一家鞋業公司聯合開發的第4口探井,又因接錯管子而在出油后不久變為廢井。這幾口井的直接損失達700余萬元。
為了翻本,為了還債,2000年,王榮森輾轉來到甘泉相鄰的靖邊縣繼續開采石油。先是投資280多萬打了一口井,油層還挺好的,不料壓裂時管子被壓破。再砸進148萬元將井修好,但出油量少得可憐。此后的幾度嘗試也以失敗告終。
王榮森瀕臨崩潰。她無助地回到甘泉,日夜徘徊在丈夫曾經倒下的油井邊,一遍又一遍地流淚,一遍又一遍地向路人訴說她的油井的故事。就如同祥林嫂述說她的阿毛。
接二連三的厄運,使王榮森背上了山一樣沉重的近千萬元債務。房產和值錢的家具早已變賣,但仍然杯水車薪。走到盡頭的王榮森已經開始為吃飽肚子發愁了。百般無奈,這位曾經的百萬富翁只能到當地人家中做保姆,每月收入300元。
老家文成是不敢回了,討債者如云。王榮森最牽掛的是自己才13歲的小兒子:“我已經沒錢供他讀書,只能靠我70多歲的老母親到處借錢撐著。”2002年,王榮森偷偷摸回一趟老家。等待她的是更大的打擊——她最心愛的兒子早在4年前就已溺水身亡,老母親一直隱瞞著。
在創業者如云的溫州,王榮森僅是極易被茫茫人海吞沒的小老板,但她的故事總讓我難以割舍。有關她的訊息只言片語,2001年,在辭職新華社之前,我利用機會穿越半個中國直奔望得見漢長城的山西靖邊縣,想向這位男人一樣的溫州女人當面問幾個為什么。我撲了個空。
最后一次聽到王榮森的消息大概是2003年。當時,她孤獨地躺在甘泉縣的一家小醫院里,憔悴得幾近枯槁。此后,她與所有人徹底失去了聯系。
故事還沒有完。誰也沒想到,2008年6月,當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氣氛在溫州愈來愈濃的時候,多年緲無音訊的王榮森居然又在當地一家電視臺的訪談節目中出現了。這是一檔關于她一個人的節目,題目是:《超越生命的力量——王榮森的故事》。
她說,她已經回到溫州,做些小生意,有生之年必須把欠下的錢全部還清。她沒有告訴大家自己曾經過得有多苦,她說得最多的仍然是她和她丈夫的油井和夢想。
長長幾十分鐘的一檔節目,王榮森除了流淚還是流淚。
在我早已積滿塵埃的20多本溫州采訪筆記中,有名有姓者不下數百位,其中不少人成為了今天的大佬或翹楚。但“失敗者”葉文貴與王榮森卻長久地留存在了我記憶的最深處。
他們總讓我想起趙忠祥主持的央視名欄目《動物世界》里一個震撼心靈的畫面:
每年10月,由于干、濕季節的變換,生活在東非坦桑尼亞塞倫蓋蒂大草原的百萬頭角馬,必須一路向北,向肯尼亞的馬塞馬拉群體遷徙。近千公里的蠻荒旅途,等待它們的是虎視眈眈的獅群、花豹、 鬣狗,每一秒都可能有生命的消逝。最后一道天塹屏障,是寬闊湍急的馬拉河,河中游弋著這個星球上體型最大也最為兇殘的尼羅鱷。
河對岸,就是水草豐美的“伊甸園”。為了生存與繁衍,角馬群義無返顧,奔涌過河,狂野、驚險、悲壯。許多角馬成為失敗者,葬身于鱷魚的利齒。但一定有更多的角馬,在同伴最后的嘶鳴聲中,甚至是踩著鱷魚兇悍的軀體,殺出了生的血路。
在戶籍人口700萬的溫州,僅篳路藍縷、游走于大江南北經商辦廠的溫州人竟多達250萬。成功或者失敗,葉文貴、王榮森以及他們身后無數默默無聞的搏擊者、創業者,恰恰勾畫出了另一幅社會學意義的當代改革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生命運動——
他們作為個體,身處底層,如雜草般弱小且邊緣。但滴水成河、聚沙成塔,因為他們的倔強,因為地方政府基于樸素執政理念的默許與放手,老百姓經濟亦能長成生機盎然的大樹參天;
他們也許沒有讀過上級文件,對高深的“主義”和理論不甚了了。擺脫貧困、富裕家人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催生了他們永不枯竭的原始動能。他們讓我們知曉什么才是改革開放的目的以及改革的全部力量來自何方;
他們從不是自我標榜的英雄,也沒有權勢背景。他們如同東非草原的角馬,物競天擇,自發而自由地追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真理,正是在他們的實踐中生生不息;
他們和這個國家一樣,當年從經濟社會瀕臨險境的原點出發。他們摸著石頭過河,起點很低,步履沉重,注定遭遇挫折。然而,他們懂得反思,善于學習,從沒有停歇自我升級的腳步。
他們的淚水與歡笑屬于他們自己。他們的艱難摸索與理性積淀屬于這個國家。
30年,以及看得見的明天,他們曾經失敗,但他們沒有理由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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